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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英伦漫话/以足球之名\江 恒

2022-11-24 04:24:33大公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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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图:电影《足球流氓》(Hooligans)剧照。\资料图片

  卡塔尔世界杯已拉开帷幕,在英国持续热议的一个话题,竟是东道主于赛场及周边区域实施禁酒令,因为这唤起人们对足球流氓的那些不愉快记忆。

  就在去年五月,于葡萄牙波尔图举行的二○二一年欧冠盃决赛,由两支英超劲旅曼城和切尔西对阵,但比赛尚未进行,两队的球迷便爆发冲突、大打出手,皆因这批来自英国的球迷想在深夜喝酒,违反了当地防疫限聚令,引发他们强烈不满进而喋血街头。对于这些所谓球迷来说,看足球比赛不能不喝酒,而喝了酒之后又必定闹事,轻则挂彩,重则出人命,用流氓来称呼颇为贴切。

  英国作为现代足球的故乡,也是足球流氓的发源地。特别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,足球流氓像传染病一样地在全英各地蔓延,迎来新一波暴力浪潮,据统计平均每个球季都有至少二十多起大规模骚乱。在国际赛场更不乏英国足球流氓的身影,以至于人们一提起英国足球,首先想到的便是足球流氓。比如,前文提到的欧冠盃决赛闹事,与二○一六年欧国盃小组赛的打斗比起来,堪称小巫见大巫,当时上千英国球迷与数百名俄罗斯球迷发生斗殴,双方从赛场内打到赛场外,“战斗”持续了三天,多人被紧急送院情况危殆,警方要动用催泪弹和水炮才能止住暴力蔓延,英国足球流氓因此更加臭名昭著。

  足球流氓引发的悲剧也屡见不鲜。最著名的当属一九八五年震惊足坛的“海塞尔球场惨案”,当时为防止足球流氓滋事,看台已被筑起隔离墙、铁丝网来疏导球迷,但仍防不胜防,英格兰利物浦和意大利尤文图斯的球迷如干柴烈火,在足球流氓的挑动下,冲突全面爆发,打斗中人群互相推挤,最终造成三十九人死亡,成为欧洲足球史上最黑暗的一天。类似的悲剧在一九八九年再度上演,英格兰谢菲尔德的希尔斯堡球场发生挤压和踩踏,令九十七人死亡,起因便包括警方误以为闯入赛场的是足球流氓,从而令秩序大乱,加上球场的一些设计纯粹为防范足球流氓,毫无科学性可言,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当局被足球流氓吓怕了。

  这些足球流氓究竟是什么人?他们又为何热衷暴力?经典电影《足球流氓》(Hooligans)提供了一个最佳视角,该片以西汉姆联和米尔沃尔两支球队为故事背景,讲述了英国足球的场外暴力,充斥了各种血腥的群殴场面,尤其是主人公马特以外来者的身份,教科书般地带领观众感受他如何踏上一条通往足球流氓之路。镜头下的那些英国足球流氓们极度真实,有血有肉,在他们看来,斗殴不仅是感情的宣泄,也是为所谓的荣誉而战。

  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.柯林斯在《暴力:一种微观社会学理论》一书所说,足球暴力的发生固然是为了寻找刺激,但这种解释未免太过宽泛。就足球流氓身份而言,并不仅仅来自于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底层人士,还包括很多白领社会精英,他们往往在赛场中野蛮斗殴,之后又会摇身一变,从暴徒成为绅士,排队坐公车回家,在车上给孕妇让座。按秘鲁作家巴尔加斯.略萨在《足球流氓:高度文明化的产物》一文中指出,他们是基于对文明社会的单调、规律、无聊感到不满足,于是渴望着那些失去的东西:不确定性、风险、本能和激情。在他们有教养的装扮底下,潜藏着被文明面具所压抑的野蛮,而一旦遇到合适的机会,内心的野蛮便顺势回归。

  与此同时,足球流氓又明显残留有帮派的传统,像闻名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足球流氓组织,如阿森纳的“枪迷”、曼联的“红军”、布莱克浦的“无赖”、谢菲尔德联的“刀锋业务帮”等,每个团队的首领都有自己的跟随者,形成三十至五十人的小团队,成员大都是十五六岁以下的年轻人,都渴望证明自己,他们组织有素,知道如何快速地小跑,何时该聚集起来集体行动,何时又该四下分散。

  专门研究足球流氓的心理学家沃尔格雷夫更认为,足球流氓还有种族主义和右翼狂热主义的印记。心理分析理论家斯拉沃热.齐泽克在《敏感的主体》一书中也提到,足球流氓的暴力等同于新纳粹光头党的族群暴力,两者都是狂热地拥抱自身的身份认同。如同英国球迷在国外时,会高唱爱国主义歌曲和口号,回到国内会用歧视性语言羞辱他人,就像去年七月的欧国盃决赛之夜,英格兰队在主场败于意大利队,愤怒的球迷用种族歧视和侮辱性言语拿三名黑人球员出气。

  这当中也有种族主义受害者,比如以上世纪七十年代西汉姆联队著名足球流氓首领卡斯.潘内特为原型的传记电影《卡斯》(Cass),便讲述这位被英国家庭收养的牙买加男孩成长过程中,不断受到种族歧视的不公正对待,最终学会了使用暴力来赢得尊重的故事。运动作家大卫.哥德布拉特在《足球帝国:一窥英格兰社会的华丽与苍凉》一书中,也提到九十年代末改写种族主义与足球关系的事件,当中包括了南伦敦黑人少年史蒂芬.劳伦斯的遇害。套用英国老牌体育杂志的话说,所有愤怒、宣泄和极右政治等,不过都是以足球之名的时代社会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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